
浅谈中华文化,再读余秋雨
读余秋雨,倒不是要去了解其生平,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做院长,什么时候辞职出书等等,那些都是表面的。读余秋雨,其实是解读的一种文化现象,解读其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扬的思考,解读是否有这么一种可能,凭
读余秋雨,倒不是要去了解其生平,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做院长,什么时候辞职出书等等,那些都是表面的。读余秋雨,其实是解读的一种文化现象,解读其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扬的思考,解读是否有这么一种可能,凭借一个独立的文化人的力量,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播给世界,让世界能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甚至去打消他们心底隐约担忧的“中国威胁论”。如果是这样,那这种现象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事件,它已经远远超了一个作家的基本职责,而是上升到了文化传播的使者。最近空闲又将其代表作《文化苦旅》重新翻了遍,当然,每一次的阅读总有不同的收获,归结一下,还是被他对中华传统文化深入的研究及独特的人文视角所折服。最近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些他的演讲视频,其实喜欢余秋雨倒不是感性的崇拜或者“追星”,而是一种理性的文化元素在集结。比如在谈起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时,余秋雨归纳为四个“不喜欢”和四个“道”,即不喜欢远征,不喜欢极端,不喜欢失序,不喜欢分裂,崇尚至善之道,君子之道,中和之道,潇洒之道。这些归纳看似简单,但我个人觉得其实很有内涵也很有现实意义。
一
翻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些“不喜欢”随手拈来。就拿不喜欢远征来讲。汉朝,算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了吧,但对待外族首先还是采取礼仪的方式,比如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十九年仍坚贞不屈。再比如张骞也一样出使西域,联结友好。当然这其中也有战争,也有政治原因,但总的来讲,中华民族还是比较崇尚礼仪之邦,不喜欢去强占他国。中国历史上唯一打仗厉害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确实远征过,西边打到了黑海海滨,东边基本囊括了整个东亚,建立了元朝。然而众所周知,元朝是中国历史统一王朝比较短暂的,1271年-1368年,短短98年,它的消亡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想,就是这个王朝太喜欢远征了,使得这个民族容不得下它,因此催生了百姓的反感,加速其灭亡。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了,带了那么一支庞大的船队,不管从经济角度还是军事角度,去占领几个小岛国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事实却相反,不但没有占领,还互通有无,经贸往来,缔结友邦,甚至还帮助他国平乱,也许这就是中国对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雏形吧。我们把视线转向西方另外一个大航海家哥伦布,他虽然发现了新大陆南美洲,但也很快占领了新大陆,可以说他是做了回赚钱的买卖,所以他的冒险是有回报的。而郑和的航行可以说是亏本的,因为所有的费用都是有国库承担,并且还带有大量的赠品送给访问国的领导人,并且出手还不小气,这样计算真的就有些“得不偿失”。因此史学家一直认为郑和的七下西洋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也就不无道理。而这些例子足以反映出中华民族历来是不喜欢远征的民族,这对于当下西方国家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可以说是从历史和民族文化找到了反驳的依据,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世界环境。
二
再如不喜欢极端。余秋雨曾在一次演讲中这么说:不喜欢极端,最早是从农耕生态四季轮回中产生的共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可能离开寻常因果,出现极端性突变的奇迹。这种农耕共识,提炼、升华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
其实细想一下,确有道理。在中华文明史上也有过极端,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算是极端的,当然对这个历史事件的看法也需要客观对待,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极端的文化行动总的来说是弊多利少,但我们也要注意一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没有“一窝端”,比如对医学、卜筮、种树(农业)之书还是留着的。(《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丞相李斯进言: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这个极端应该还算有些保留,至少没有昏庸到连百姓生存之书也焚毁。但秦朝经二世而亡,与这个极端的文化政策不无相关,因为国民容忍不了这样的极端,从而推翻了秦王朝。
再如清朝的文字狱,也算是一种文化极端行为,但在康熙身上这种行为又多了些暧昧。康熙对那些曾经一直奔走呼喊抗清的文人志士多采用了柔和的手段。比如对待黄宗羲。余秋雨先生曾经在《一个王朝的背影》里细说过:黄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黄宗羲出山未能如愿,便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宗羲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己拜读。这一来,黄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动。后来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皇家修史局,帮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由此可以看出,不光是百姓不喜欢极端,连帝王也不太喜欢极端。最终往往采用中庸之道,从而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让中华文明得以保存,延续。
三
再比如说不喜欢失序,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在中华民族的进程史上,中国始终处于一个有章可循的社会中。俗话说:无以规矩,不成方圆,讲的就是一种“序”。比如说世袭制度的产生,当然,现在我们肯定会用科学的理论加以反驳,这个社会人与人是不一样的,血缘关系延续不了聪明才智,记得小时候常听一句民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其实就有些世袭的味道。但此制度诞生于那么一个文明刚开化的时代,却是很科学的。与其让所有的人都去抢那个至尊宝座,还不如定个规矩,让人围着这个至尊宝座安分守己,要抢,最多也就局限于某个家族,这样的争抢毕竟比全国人一起抢耗费的代价要小得多得多,这样这个社会也不至于失控,从而造成更大的混乱。
再比如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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