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圣人的议论：“他（中国圣人）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这话我以为概括了中国人所谓圣人的实质。中国那些一心想做圣人的人，无不心中怀着称王的思想，而言语中大讲个人修养。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也罢，后世所谓的思想启蒙者也罢，甚或历史上所谓的纵情山水的隐者也罢，似乎都逃不过“内圣外王”的咒语。
然而，很现实的问题是，一山不容二虎，一家不容二夫。诺大一个天下不能谁想做王就占山为王，否则天下就失去了一统的稳固。所以，圣人们并不真要求取那些实际的政治领袖宝座，再说如他们那样的修德之人，也不可能谋取到那样的至尊宝座。外王的欲望只是圣人们一种心境的追求，即以天下为己任，人生上既要超越自我的欲望需求，又要超越家族的荣誉，在将渺小一生装下家国大事，俨然自己就是那天下不可缺的脊梁。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定位，于是乎哲人们编织了美好的人生梦想，用以感召当时及后世民众。比如孔子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诉自己的弟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自己不过是鲁国的一个小官员，他知道自己是没有法子立起来并通达下去的，便想出了这样一个蒙人的理论，一下子将自己的地位抬高并超越了现实的王者。一个人能“立人”还能“达人”，那不比自己立起来达下去更有本事吗？难怪孔子一生致力于教育了！孟子有一句话更有意思，他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谓“穷”者，就是指人生不得意之时，“达”者，就是指仕途通达。看来孟子的本事比孔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一颗红心，两种打算，就算做不了兼济天下的大事，也能通过自修而心中称王。老庄本来于功名之事是非常冷淡的，然而老子做过礼官，庄子也试图另辟蹊径，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有限的人世中既然不便求得王道，无边的精神世界里，他却可以任意驰骋，这不比拘泥于现实的功名声色更高大吗？
孔孟老庄之道影响着后世那些可怜的读书人们，造就了他们既出世又入世的矛盾精神品格，也注定让他们活得比别人更为痛苦。比如晋代的陶潜，为了留得清名，伸直腰板，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他又担心自己的人生被白白浪费了，他说：“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真不知他到底想把自己这血肉之躯带向何方。与他相似的还有唐代的李白，他在早年是壮志满怀的，他在自己的诗歌中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到后来，冷酷的现实教育了他，他感到了摧眉折腰侍权贵的屈辱，对仕途彻底绝望了，不得不承认“古来圣贤皆寂寞”的惨淡现实，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就从此六根清净了。他在《将进酒》中还是流露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一丝欲望，既然功名远离了自己，他就沉溺诗酒，遂成为诗歌王国的圣人。游离在丑陋现实中的那些高士们，恰恰是混乱哲学的创造者，不能入世为王，那就出世称圣，就是出世之后，自己一样可以超越尘俗，成为精神王国的霸王，这就是中国哲人们的混乱哲学根底。
中国文人是热衷于圣人之道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圣人，那是比做什么庸俗的帝王更有意义的。正是这样一口气，让读书人含辛茹苦，秉烛夜读，专心治学，奋斗不止。读书人信奉“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韩愈）他们这样一种人生原则，既维护着中国社会传统的延续，又滋养着中国混乱哲学思想的苗圃，也成就了自己独特的基业。
然而，冯友兰先生抬高了中国圣人的地位，以为他们与佛教的佛，基督教的圣者地位相等，那就是误解了，因为中国的所谓圣人依然存在与肮脏的现世，而佛与圣者乃是完全脱离世俗尘垢的别样世界的主宰。内圣也罢，外王也罢，说到底还是摆脱不了尘世的俗气。做一个俗气的圣人，也许是中国人人生境界的最高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