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曾写到：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
记忆中，老家的南围墙外有许多树。柳树、槐树、榆树、臭椿树、杨树，但只有一株是枣树，于是这株枣树就成了我和弟弟“主攻”的对象了。总是想方设法摘到几枚枣子，为苍白的胃里增加点新鲜的味道。
这株枣树紧贴着我家的土墙外生长着，而墙外是别人家碧绿的菜园了。我怀疑这株枣树是野生的，因为它家的主人并不怎么打理，一任它横七竖八地疯长着。那枣树的根也总是从墙底下钻进我家的院子，于是在围墙里侧不断长出一株株小小的枣树。但总是不等它们长大就被母亲砍掉，怕它挤坏了土墙或是担心它影响了我家的菜园罢。
当我们能从碧绿的叶子中零星地发现枣子开始，到枣子已显出诱人的红色，是我和弟弟“频繁”出动的时候。但为摘到几枚枣子被大人们教训的机会就很多了起来，比如我们攀上土墙的时候，总是踩坏了墙头的茅草，或蹬下一两块土坯。所以我们的家长见了是要大声责备的；被那株枣树的主人发现时，也免不掉数落我们是“馋猫儿”、“馋狗儿”，甚至骂句很难听的话也是常有的。所以所幸摘下的几枚枣子便很有了不寻常的经历，因此也就被我们俩当作山珍海味般细细地、小口小口地、慢慢地咀嚼品尝了，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山珍海味到底是什么味道。
可往往是还不知道枣子到底是什么味道的时候，已经迫不及待地吞下去了，就仿佛猪八戒吃人参果，并未真正记得什么滋味。一年到头，母亲也只在腊八粥里，或过年前蒸的那锅用于招待亲戚的馒头里放些红枣的。所以，就一直把枣子看做极其难得的美食。
记得有一次盛夏的中午，学校让我们在家里午休，可我们几个小伙伴在家里睡不着，于是就相约着偷偷地跑到村北的一个大水塘里游泳玩。正玩儿得忘乎所以、昏天黑地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冷不丁喊了一嗓子：“老师来了！”
我们几个连滚带爬地扑腾着蹿上岸，抱起衣服，拎起鞋子，光着屁股野兔子般飞也似的逃走了。
跑出了老远，才气喘吁吁地停下来，确认老师并没追过来，我们才在一排篱笆边上把衣服穿好了，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看看日头，离上学还有好一会儿呢。干什么去呢？连永突然说：“老姚家墙边的那些个枣树上的枣子挺大个儿了，我寻摸好几天了。”
我们抬头向不远出看去，只间老姚家围墙里的那一排高出墙头一丈多的枣树在午后毒辣辣的阳光下不断发出耀眼的绿光。
“走啊，摘几个偿偿鲜。”
围墙很高，我们搭人梯费了老大劲儿才勉强把两个人送上墙头。
“那有一个大！”
“那边还有个发红的！”
“你长着眼睛出气儿的？就在你头上呢！”
真是当局者迷呀，墙头上的那两小子伸长脖子找啊找，可总是摘不到几个。我们在下边的几个人就吵吵嚷嚷地喊，声音越来越大，终于把午睡的老姚头吵醒了。
“打你个淘气的小王八羔子！”
老姚头举着拐棍磕磕绊绊地奔了过来，平时总是弯着的腰也直了许多，骂骂咧咧地朝我们扑来了。
我们已经顾不上墙头上的那两个人了，撒腿一溜烟儿地四散逃走了。墙头上的那两个也猴子似的蹦下来，顾不得摔疼了脚，捂着脑袋钻进了玉米地里。
背后是老姚头一声声“小王八羔子”、“小王八羔子”地叫骂，但我们全当没听见，每人分了几枚青枣子，躲在庄稼地理格崩格崩嚼了起来。
天气又暖和起来，枣树也该发芽了。但我今年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发现土墙外的那株枣树已经没有了。墙外盖起了一排排的房子，偌大的菜园也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