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写了一篇演讲稿《扬起梦的翅膀》，原非我突发灵感，想写此稿，实是周三中午临近下班，有人在工房电话边喊：“侯，电话。”我扔下手中的活，慢跑两步，接过电话。
“喂，你好。”
“侯，组长让你过来一趟。”
“哦，我这就过去。”
我放下电话，给工房管生产的头打声招呼，就屁颠屁颠地去找组长。一路上也没忘记琢磨：“我最近没有迟到早退，也没偷懒耍滑，这找我有啥事？”
“组长，您找我？”一看见组长，我忙摆出该有的低姿态问道。
“侯，是这，主任安排你写篇演讲稿，主题是“中国梦，我的梦”。你就以咱们组事迹，结合咱们室梦所梦，写篇演讲稿。对了，咱们室年年演讲都拿第一名，你可要下点功夫写。”组长很严肃地说。
我盯着她的脸，很认真地听着，生怕漏掉某个细节字眼。
“去年的稿子你看过没有？”
我摇了摇头。
“去年的稿子里写咱们室小薛，她妈癌症晚期住进医院，没几天就去世了。那时咱们室她们组最忙，为了赶任务保进度，小薛硬是没回家。讲到这里，各评委感动的都哭了。”
说到这里，组长好像有些激动，声音有丝颤抖。
我不能无动于衷，我一边点头，一边低声低语说：“咱们组有什么事迹没有？”
“你来咱们组也已经几个月了，你看咱们的副组长，每天不到七点钟就从家里出发，骑自行车先送孩子上学，再绕一大圈上班，你算算每天要骑多少公里，一年要骑多少公里；还有小陈挺着大肚子，早上一上班还在岗位上工作，一会肚子开始疼，我想派人送她回家，她怕影响生产，坚持不让人送，自己打的回去，下午孩子就出生了。这写上，一定会感人的。哦，还有小成，有事想请假，可一看组里当天有人请假，为了称药岗位上有人，就没请假。”
组长一边说，一边忙着手中的工作。我一边听，一边认真地脑记。
担心她再说些“感人”的事迹，在她稍稍停顿，调整呼吸时，我忙说：“我知道了，我先试着写。”说完，忙哈腰转身离开。
前几年为了参加兵工局“巾帼风采”演讲大赛，组长指定我替同班组的演讲者写过一篇《撑起一片蓝天》的演讲稿。还好，没有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那次演讲者获得了演讲第二名的好成绩，我的稿子也获得了一个优秀稿件的红本本。不过，这三年我没有“摊”上这样的好事。或许是因为自己多吃了几年米面，身体发胖，脚踩进了泥土，很难用笔图画虚空的东西；抑或是领导也看到我“江郎才尽”，再难写出什么能入“法眼”的文字来。
我倒喜欢这样被一直忽视。
然而，今年领导突然“瞧见”了我，演讲稿指定我写。这站在领导的角度来说自然是对我的再次“信任”，是对我的一次“抬举”。我即使真的才疏笔端，难以为文，也必须掏空心扉、摔破脑袋地“挤牙膏”式挤出一篇演讲稿来，不然，领导会认为我是“尥蹶子”、“撒傲气”，免不了给我做双小鞋常常穿穿。
所以，接到任务的当天晚上，胡乱吃了几口晚饭，我就抓紧时间坐定电脑前，敲打三行，删掉两行地写演讲稿。我没有思绪和灵感，我只能一行行拼接，一段段生凑。
林语堂老先生曾说：“作文，如妇人育子，必先受精，怀胎十月，至肚中剧痛，忍无可忍，然后出之。”我今生今世笔下虽不能“生”出的“真龙”，但每每为文也凿凿如此。不然，计划二小时完成的演讲稿，四小时过去，我才勉强写就只有套话空话的“骨架”，没有写进半点实实在在感人动人的“血肉”。直到第二天晚上，为了完成这项坚决而光荣的任务，我写了林老，一个工作勤恳认真的人，歌赞他默默无闻地工作；写了组长，一个将自己奉献给工作的人，歌赞她是班组成长的母亲；写了小成，一个正在寻找爱情的少女，歌赞她不怕苦不怕累的青春。这些算是我给与演讲稿植入的“血和肉”。我没有用组长交代给我”血和肉”，不是我不能将其深入地植入，只是我难以将这些或有些苍白或有点灰色的故事讲的感人。这就好比我只是面点师，善于用最常见的清水、最朴实的面粉、混搅成团，摔打揉压成面条、包子、花卷，很难用案头上摆的鱼、芥菜、辣椒等鲜美食材，做出让人吃着吃着就流泪的“芥菜脆皮鱼”这道川菜来。
林语堂老先生在上段话之后说：“时机未熟，擅自写作，是泻痢腹痛误为分娩，投药打胎，则胎死。出卖良心，写违心话，是为人工打胎，胎亦死。”看来，我此次写这篇演讲稿一没有逃脱“时机未熟，擅自写作”的“投药打胎”；也没能绝对避过“写违心话”的“人工打胎”，必然得一“死胎”，断不会是篇活的好的稿子。
果不然，第三天一早我将打印好的稿子交到组长手中，组长看过，面无表情不温不火地说到：“不行，你这就没有写中国梦，没有用班组事迹体现出我所的梦，衔接也不顺畅。”
组长是领导，领导就是领导，批评的很准确。一个没有进入中国梦的人，怎么可能用笔描绘出中国梦的色彩？一个没有深切懂得每天送自己孩子上学也是事迹、孕妇不顾自己与孩子安危上班也是事迹、子女不管母亲癌症死去也是事迹的人，怎么可能倾情歌赞这样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一个原本就未受精，没有怀孕的人，怎么可能孕育出一个活泼动人的孩子？
挨着领导的批评，我惭愧地低着头，羞愧地烧红了脸，心里直纠结：我怎么就辜负了领导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