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下午的书，头有点胀，眼有点花，一脑的糊涂。于是穿上休闲服，一个人去后山散步。
一出校门，便是村级公路，是一条通向三杰村的水泥公路，路面很窄，两边是茂密而青郁的野草，深长之处可以与人比个高低；田里的作物却全然消失了似的，见不到粮食，也见不到蔬菜，一片荒凉寂寞的景象；如今的粮站也已经是一片萧条狼藉，里面原来的粮仓被拆得七零八落断垣残壁，几个职工将大门用蛇皮编织袋之类的东西严密的堵住以防止私人的养猪跑出来，昔日送公粮的农民日夜不停地出进的风景不再。
踱着步，伸伸手踢踢腿，一路懒散地放松了神经，走上了山顶。
准确地说，这是一座红土小岭，典型的江南丘陵土丘，前后左右都是，再往远看，不过是更高的这样的岭，应该还不能叫山的岭。脚下这座岭就在村路的旁边。山岭上没有高大的树木，有的只是几株村民刚栽下的一些人头高的小东北松，更多的是孤寂的灌木与尚未枯萎的野草。诸甲亭街上清理出来的垃圾就倒在公路两旁，散发出难闻的怪味，古老的山村毕就有了一点城镇的风采，今天还好，没了焚烧的呛人烟雾，使人能在山岭上透气了。山下便是农田，水塘，没有了禾稻的农田和干涸的池塘，一丝生气也没有，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进城的农民们的身影怕是再也不会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这片田野上了；对面的几座山岭，大多是光秃秃的，除了灰黄的地皮，便是幽幽的乱石。这种山景并没有什么好看，斜阳照在这一片天地上，一丝秋意蔌蔌地铺开，心情便很难舒展起来。然一丝凉凉的晚风吹来，那烦恼，那满脑的糊涂，也便渐渐地抛到了脑后，便渐渐清醒开来。
其实，这座山原本是我们学校的学农基地，人民公社时期专门划出来给学校的。我的初中乃至高中时代便在这一带的三个山头边学习边劳动着。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原本很贫瘠的黄土岭上种菊花，种小麦，植牡丹，植柑橘，用我们稚嫩的肩膀担水挑肥，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收过什么象样的果实。后来，农村实行了责任制，这些土地也就被邻近村民强占去了，也罢，与其荒芜，不如种作物，植树，一栋又一栋房屋的建设更是充分地体现出农民们的精明。
说到农民的精明，自然想起这山下的祖辈原是农民的两位大地主。一位是人称“南路王”的粟平章。“南路王”住在岭下靠东的一座院落，这院落叫山子塘，平面也不过千来个平方，然四面皆是大理石围成，一栋六扇五间青砖正屋，两栋紧密相连的厢房配合两旁，前是一湾溪水流过，后是石山屏靠。南路王出生时他父亲不过一省吃俭用的小地主，说穿了也还是个农民。但小地主自有大眼光，自有他的精明，他把儿子送去省城读了书。读书人却并没认真读书，却偏混迹于军界，于是昔日的农民家就出了那么一个不再当农民的“职业军人”或者干脆说职业杀手。民国13年即1925年，粟平章在任湖南第三师湘西监护营长时，和鸦片走私商人串通一气，明查暗纵，受贿渔利，大发横财，数年间在家乡买田400余亩，并在长沙、宝庆城等处置有房产数十间，每年房、地租收入可进谷2000余担，从乡村小地主一跃为邵南巨富。民国21年秋出任邵阳保安团长。民国33年，日军进犯邵阳，粟平章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委任为邵南行署主任，网罗土匪及各乡乡警共500余人枪，编为抗日自卫大队，可是此人日本鬼子没杀过一个，却以抗日为幌子，向各乡各保派款派捐，苛取罚金，骚扰乡里，趁火打劫，于民国34年8月开始的近一年时间里，在邵南杀害无辜农民10余人，其中谷州乡两名年仅13岁和16岁的小孩也被其诬为“日本探子”予以枪杀。此人恶贯满盈，恣意妄为且不识时务，是个死心踏地的国民党反动分子。邵阳解放前夊，粟平章充任邵阳第五区防剿指挥，带领枪兵80余人驻守五峰铺，企图阻止由共产党人莫新春组织的地方保安部队的起义活动，并与邵阳巨匪陈光中（据我的爷爷辈说，此匪在血洗江西莲花时曾以死难者的耳朵计杀红军的数量并予士兵奖励）多次密谋，扩大反共组织，这就未免精明过头。解放后隐姓埋名，最后还是被老百姓认出，抓捕归案。1951年被人民政府枪决在现在的小街的后山上。
但同时山下西头还有一座小院落，也出了一位粟姓大人物，却是国民党时期的一位颇有名望的官员，叫粟威，又名粟松村。粟威的父辈跟粟平章父辈一样，只是儿子的归宿大相径庭。1903年，粟威就读于岳麓书院。1905年留学日本。1908年归国后任广西地方法院法官，同时任教于文本陆军小学堂。当时，李宗仁、白崇禧均在该校就读。民国元年出任湖南大庸县（今张家界）知事，1914年在北京国立法政学院教书，后回长沙教书兼高等法院法官。1920年，任长沙关监督兼外交使。1921年移居上海。1925年赴广东参加国民党。同年9月，黄绍竑在广西组织民政公署，设内务、财政、教育、建设四厅，粟威出任内务厅长。1926年元月，两广统一，广西省政府成立，在原基础上加设秘书处，黄绍竑任省长，粟威任民政厅长，后省政府改组，他同李宗仁等为省政府常务委员。无论是作厅长还是常委，粟威均克尽职守，与同僚一道促进了广西地方经济的发展。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广西省政府垮台，粟威被迫返沪，1933年始任南京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委员。抗战爆发后回湖南，心灰意冷，于是一派难得糊涂般地不问政事，主要从事教育。糊涂极处是精明。1951年在老家去世，终年75岁，虽然时世迥异，但也算得是善终了。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恶也好，善也罢，精明也罢，糊涂也罢，俱往矣。极目远山，晚霞已经是全然地消失了，四周已被夜色罩住。愁人将进入一个难熬的黑夜，情人庆幸快乐的到来。沾沾自喜者有之，忧从中来者不少。而象我，虽然不敢自诩“难得糊涂”者，却是这么悠悠地想：人生世上，匆匆过客；万物只归自然，人力无须勉强。